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段红云，张清涛
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
段红云｜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副校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清涛｜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段红云 云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西南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著有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发表论文60余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本文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猛乌、乌得原为清朝普洱府辖地，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在清末法国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因清政府国力衰弱，在与英法等列强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导致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最终成为今天老挝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和处置，是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碰撞中的被迫转型，以及清朝边政、边吏、边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疆域观、夷夏观等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的近代化演进历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中越边疆治理与边界变迁研究”（项目号：18BZS1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清末，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清政府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场世界大变局中，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原有的藩属体系被瓦解，大片的领土被划为划归域外，边疆危机，国难深重。其中中老边境的猛乌、乌得地区就在1895年的中法越南勘界中被划归了法属越南，成为这一时期边界变迁的一个重要个案。目前，学术界对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论述，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程，对于相关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影响仍有不足。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猛乌、乌得的界务危机置于英法等西方殖民扩张导致中国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分析清朝应对藩属体系解体和边疆危机过程中边政、边吏、边民的调适与应对，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入探讨该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清朝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的碰撞过程中走向终结和中国社会向近代演进的历程。
一、清末猛乌、乌得的界务危机
猛乌、乌得地处滇南，元代属彻里军民总管府辖，明清时期为车里宣慰司的一部分。明初朱元璋平定云南后，百夷首领刀坎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来降，明朝在其地置车里军民府，任刀坎为知府。洪武十七年（1384年），刀坎命其子刀思拂向明廷朝贡，朱元璋升车里军民府为车里宣慰使司，仍任刀坎为宣慰使。此后，车里宣慰司不断向明廷朝贡，与明政府保持了密切的政治关系。明朝后期，缅甸洞吾王朝兴起，不断向外扩张，侵扰明边境地区。由于明朝国势衰弱，不能对边疆土司施行有效的管控，在缅甸洞吾王朝的入侵下，车里宣慰司开始首鼠两端，政治上处在两属的状态之中。车里土司自二十三世主召温勐投诚缅甸后，历代宣慰使的承袭，在得到中国中央王朝封袭后，都要派员到缅甸，接受缅王的封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了明朝的治边政策，对边疆土司采取招抚怀柔的策略，“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使边疆土司倾心向慕。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清军进入云南，控制原车里宣慰司之地后，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木祷向清朝输诚纳贡，顺治帝为彰显怀柔之意，对刀木祷大加赏赐，“赏车里土司刀木祷貂裘、缎疋、鞍马等物”。此后，顺治帝又任命刀木祷为车里军民宣慰使，铸给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印。
雍正七年（1279年），鄂尔泰上疏雍正帝，指出“云南元江府所辖车里、茶山地方，幅员辽阔至二千余里，摆夷、窝泥等狡诈犷悍，反复靡常……车茶十二版纳原俱隶宣慰司管辖，该土司刀金宝自以不能兼顾，以致属夷肆横”，不利于清廷在当地治理，建议雍正帝在此地区改土归流，“将思茅、普腾、整董、猛乌、六大茶山及橄榄坝六版纳归流管辖，其余疆外六版纳仍隶宣慰司经管”。鄂尔泰所言十二版纳即是普腾、六困、整董、猛旺、乌得、猛乌、猛腊、猛阿、猛遮、倚邦、易武、猛笼十二地区的统称，另外加上车里宣慰司，又被称为十三版纳，猛乌、乌得就是其中的两个版纳。雍正帝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在车里地区改土归流，新设普洱府，将江内六版纳地划归普洱府，江外六版纳仍归车里宣慰司管辖。
猛乌、乌得地区属于江内六大版纳地，在雍正改土归流后，该地区便开始隶属于普洱府。但因猛乌、乌得等地离普洱府较远，且地属边要，民风彪悍，瘴疠严重，流官治理相当困难，一旦遇到紧急之事，可谓鞭长莫及。故此，清廷又在此地采取灵活的策略，设置土把总职，参与当地治理，并由宁洱县拨练边防，参与边境防务。清廷这种土流并治的政策加强了清朝在当地的统治，使得各土司倾心臣服清朝，共同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此外，猛乌、乌得地区每年要向政府交纳条编、正耗和米折银。在乾隆年间征缅战争中，边地土司积极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乾隆帝为了彰显优恤边夷之意，就曾着令免去猛乌、乌得、车里等十三土司地方乾隆三十一年的应交纳的条编、正耗和米折银三千余两，正耗粮六百余石，同时也将猛笼地区所欠乾隆三十年税银予以豁免。
可见，明清时期猛乌、乌得地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隶属与中央王朝的管控，其原本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中央王朝也在此地设置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但是这一状况随着法国殖民势力的扩张而发生了改变。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得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开始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行殖民扩张。1862年，法国依靠武力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越法和平友好条约》，将越南南圻地区完全置于法国的统治下。之后，法国进犯北圻，企图以此为跳板，打开中国西南门户。1874年法国攻占了越南河内，并强迫越南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在越南殖民地的主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取得镇南关大捷之后，清廷没有乘胜追击，却选择了妥协，于1885年签订了《中法越南条约》，越南沦为了法国殖民地，中越之间藩属关系解体。清朝失去了越南这块西南藩篱，导致中国西南地区直接面对法国殖民势力，边疆危机加重。
法国攻占越南后，其殖民野心并没有满足，又欲染指缅甸。缅甸本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对缅甸的觊觎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戒备。为防止法国在缅甸势力扩张危及到英属印度东部边界，1885年11月英国对缅甸发起了第三次英缅战争，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雍籍牙王朝就此灭亡，缅甸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法国染指缅甸未果，又于1893年入侵老挝，法暹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法国与暹罗签订了《法暹条约》（又称《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东岸的老挝领土割让给了法国，从此老挝由暹罗的属国沦为了法国的“保护国”，并被纳入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致使原红河以西至湄公河的中老边界变成了中法之间的边界，法国又开始谋求中国车里地区的土地。1893年6月1日法国外交部长致函殖民地副部长，“我部业已注意到占有南乌江上游流域的两个地区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帕维先生的地图上，这两个地区的名字分别是猛乌或北猛乌和猛乌（泰）或南猛乌，约分别位于22度2分和22度1分，可能都隶属西双版纳”。法外长所言北猛乌和南猛乌即是中国史籍中所载的猛乌、乌得地区。
猛乌、乌得地区地处中、缅、老三国交汇处，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该地区处在南乌江的源头，又有很多道路在这里交叉，与进入云南的各条大路连接，被视为扼守南乌江流域的要冲。1893年8月9日，法国驻泰公使向法国外长报告了该地区对法国的重要性，“南乌江上游地区有另外一个我们无权忽视的区域，它在猛烈的中国哨所与（Ahine）的老挝哨所之间，南乌江源头的猛乌和猛乌（泰）就在这个区域里……南乌江流域是沟通中国、琅勃拉邦城和湄公河流域整个下游部分的唯一通道。而南乌江流域的大部分在琅勃拉邦国，因此将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我们今后又要对湄公河流域的整个下游部分施加影响，未来的铁路也将只能从这个区域经过。”此后，1894年6月19日，法国驻华公使也致函印度支那总督，强调占领车里地区的战略价值，“根据关于整洪（即车里）的现存的地理资料，根据英中新近签订的中缅划界条约的一些条款所透露出的信息，我认为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在整洪国，起码要在南乌江诸源附近的13勐部分占领一个区域，以巩固我们在红河右岸与湄公河之间的边界”。对此，王锡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猛乌、乌得，弹丸地耳，然为暹罗入云南之首途，法得之而与英犬牙错，异日互相争衡，边陲骚然，势难安枕。设更协力图我，得寸得尺，非直云南肘腋之患，实为中国心腹之忧也。”
此外，猛乌、乌得地区物产丰富，“地产盐茶，为滇省边民养命之源”。两乌地区不但盛产食盐，而且盐质也好，“如磨扫、磨旺等井，出盐细白甚旺，土民向止行销南掌外域”。据法国人调查称，“据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尤其是在1879年，由这条路输入的食盐价值是12万法郎，尽管盘踞在两国边境上的黑旗军对该产品课以重税”。由于食盐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因此法国一直谋求能够将盐产品输入云南内地，“我们的盐产品能自由地被运进云南之日，我们就掌握了一笔最大的利益来源”。但在清朝食盐专营的政策下，法国却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在此情况下，法国一旦占有猛乌、乌得地区既可以进窥茶山，又可以掌握猛乌、乌得通往越南以及老挝的食盐销路，从而获取盐茶之利。为此，在光绪十六年（1880年），法国就曾派人进入云南内地，到猛莱至猛乌的磨扫井查看，因无文凭而遭当地官员阻挠。可见，法国觊觎猛乌、乌得地区已久。如若得到这块区域，法国不但可以获得诱人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把湄江东岸的大片领土囊入怀中，并以此为通道将侵略触角深入到云南内地。
二、清政府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按照条约第三条“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的规定，清廷于同年七月派内阁学士周德润、鸿胪寺卿邓承修分别前往云南和广西，会同当地官员办理中法越南勘界事宜。勘界之初，清廷明确勘界应坚持的原则是“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同时又敕谕周德润等人“务当详细审慎，按照条约，持平办理，是为至要”。周德润等也上折表明了“相度形势，设法辩论，断不敢略涉迁就，分寸让人”的决心。可见，在处理界务纠纷之初，清政府无论是朝廷还是具体操办的官员，都力图秉持寸土必争的原则和态度，维护领土完整。
但在具体的勘界过程中，法国依仗军事实力，蛮横无理，不断向中国施压，导致双方纠纷不断，使得清廷不断退让。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慈禧在给广西勘界大臣邓承修等电文中明确要求“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藉端生衅为主”。次年初，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函电中也强调：“勘界一事，近日叠奉谕旨照约速办，勿滋衅端。……若再固持前说，势将决裂开衅。”可见，随着勘界的深入和界务矛盾的凸显，清廷对边界的处置已经从“持平办理”逐渐向“勿滋衅端”过渡，表现出一种弱国的心态。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中法约定开始勘定云南段中越边界。由于法国在北圻的统治经常受到越南人民的反抗，法国勘界委员的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为了安全起见，法使狄隆向清朝提出“就图定界”，即“图相符者，详核画定，偶有不符者，俟沿边安靖后，再行补勘”。对于法国提出的勘界办法，清廷经过权衡利弊后，予以同意。同年九月，双方勘界代表就图定界，在保胜老街就云南段边界签订了《滇越边界勘界节略》，将云南段中越边界划分了五段，并对第二段和第五段之中存有争议地方，提出“其将来如何勘定，并于何时勘定，应由两国商订”。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中法勘界代表对《滇越边界勘界节略》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了重新勘定，并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规定“照两国勘界大臣画定界图，并照以上所画界线，由大清地方官及大法民主国钦差驻越大臣，遴派官员，前往会同办理，安设界牌事宜”。但由于法国未能有效控制北圻地区，故而要求暂缓安设界碑。光绪十六年（1890年）八月，当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圻统治稳定后，法国驻华公使李梅照会总署，要求安设界碑。对此，清廷也表示同意。经过商议，光绪十八年（1892年）双方开始选派勘界委员，分段预行履勘。
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月，当中法双方勘界代表在勘定第五段边界时，法国勘界委员西威仪突然强调：“此番界务俟黑江一路勘画完时，即接勘九龙江。”分办临属界务委员姚钰“驳以此番勘办系中越界务，只能遵照总署颁发界图五张内所载地名办理，此外既非越南交界地方，虽尺土寸第亦断不敢越勘”，拒绝了法使的无理要求。五月十四日，法国驻华公使李梅又前往总理衙门称：“前定滇越边界，沿黑江一名李仙河又名把边河至孟宾而止，由孟宾至湄江即澜沧江地界一段，约有中国里数二百四十里，其间北属中国，南属老挝，澜沧江西岸为暹罗国。本国现拟自孟宾起与中国分界至澜沧江东岸为止，请由贵衙门商定，即可由两国委员立定界碑，便算了事。”总理衙门同意了法使所请，但也强调：“此段地界须由云南查明方能定夺”，“中越分界，孟宾为止，其西系云南车里土司所属十三猛地方，若由孟宾沿边抵湄江，须向南转而绕过车里边界，并非一直向西，来图所画红线不符合，俟滇督查复再商。”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十日，法国任命施阿兰为法国驻华公使，令其与清政府展开谈判，加速划定红河以西至湄公河的界线。二十五日，施阿兰就滇越界务照会总署，态度比较强硬，称“自龙膊至黑江，自黑江至湄江东岸土司边界，分为两段，即立界碑，一并办理，以便从速蒇事，请电知云贵总督照办”。在施阿兰的逼迫下，清廷最终同意了其要求，并表示“本衙门意见相同，当电知云贵总督照办，以免参差”。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清政府委任宁洱县知县黎肇元、游击刀丕文为中方勘界委员，与法国勘界委员巴威相约勘察湄江东岸至南腊口边界。在勘界中，法国所使用的地图歪曲事实，错误较多，“如猛乌本在南乌江上游东岸，乌得在下游西岸，为宁洱县辖五土司，地图乃载于猛野江即麻黑河内连猛旺处。又如猛腊本在罗梭河外，南腊河内，西为猛搻，今施图将猛腊载于罗梭河内，而南峨河、南腊河、磨丁、磨歇、猛莽、猛润一带，俱列之线外是也”。对于法员所使错误地图，黎肇元、刀丕文等分别与巴威辩论，巴威同意重新绘制一图，不过在巴威重新绘制的地图中，虽然土司方向有所更正，但却将猛乌、乌得沿线一带划归中国线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巴威约刀丕文同去湄江勘查，但临行时又改派他人，而自己与黎肇元驻扎在猛烈地方。黎肇元反复与巴威磋磨，巴威诡称法使已经在总理衙门立过协议，猛乌、乌得地区已经划归法国，并令黎肇元在勘界图上钤印。黎肇元不明真相，见巴威态度强硬，又恐一再争执，导致谈判破裂，最终在图上钤印。为了表明态度，黎肇元在图上注上了“界线是法员自定”字样，并指出“猛乌乌得实系普洱府宁洱县所辖五土司之境。法员所画之线，系属错误，必须更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九日，黎肇元、刀丕文回到思茅，将与巴威勘界过程告知了思茅同知陈守淑、前署思茅同知许台身。陈守淑听闻巴图将猛乌、乌得沿边地区划归中国线外后，“迫灼徬徨，不知所喻”，并电告云贵总督崧蕃，申明利害，并建议崧蕃在巴威所绘地图尚未达到京城时，先将其所禀告情形电告总署，“请总署先向法使分明辩论声明，一面俟宪台核明委员等此次查绘界图咨送到日，再行议定界线，较为慎重”。于是，崧蕃致电总署，上报黎肇元被法人愚弄钤印的原委，指出“猛乌、乌得系宁洱县所辖五土司之境，民情柔弱，盐井甚多，外通黑仙江，南乌江下游之猛赖、猛浑，内通茶山捷径，实为十分紧要门户”，“猛乌、乌得之关键万难让人”。但是崧蕃又恐法使凭借巴威所绘新图到总署议定边界，故此又建议总署“务祈告以须候云南会勘委员图说咨送到日，方可核办”。三月，总署致电崧蕃，称“猛乌、乌得既系宁洱所辖紧要门户，应与力办”，同时又指责黎肇元在勘界中失职，“遽与会印，恐彼执回勘之图为据，不肯相让，殊难办理”，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将黎肇元革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一日，总署致函法国公使施阿兰，强调“查此次勘界，彼此言明按中属车里土司全境画清边界，猛乌、乌得确系中属境内之地，法员画线错误，实与原议不符，不能凭此定议”。三月十八日，施阿兰回函称，他已接到巴威的电文，称中法双方已将边界形势绘图，并由中国委员画押，并以此为据，声称“本大臣于本月初一日在贵署会晤，已面答以我国家无意改回前议”，所以猛乌、乌得两地必须要划归法国。当然，清廷也意识到了猛乌、乌得的重要性，坚持猛乌、乌得主权属于中国，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在中法勘定滇南边界陷入僵局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触动了德、法、俄三国列强在华利益，三国对此进行干涉。清廷也希望借助德、法、俄三国的力量，令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迫于三国的压力，日本最终放弃了辽东半岛，并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补偿。而后，三国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要求清政府给予报酬。其中，法国以“法议院以前议界务商务未定，有违言，哈外部颇为难”为借口，逼迫清廷速与法国签订条约，割让猛乌、乌得地区作为补偿，“以服国人之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䜣认为，“法国既因调停和局，坚求利益，自不得不勉从其请，以示酬答之意”，于是“允将猛乌、乌得两地让于法国，以敦睦谊”，并相约五月二十八画押。对于清廷态度的转变，施阿兰在其《使华日记》中也记载到：“5月20日的一次会议后，庆亲王向我声明，由于中国对法国的感谢心意，他将不等待云贵总督的地图和文件的到达，马上满足法国所期望的、关于确定两国边界的愿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把猛乌、乌得两处划归法属越南。
不过，清廷同意将猛乌、乌得地区划归法国，却引起了英国强烈反对。英国认为清廷此举违反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第五款规定：“将从前属中国兼属缅甸之孟连、江洪二地均归中国管理，且未经英国同意，中国不得将孟连、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一日，英国公使欧格讷以此为由照会总理衙门，称“法国大臣请让之处，似有在江洪境之内者”。二十六日，总理衙门回复欧格讷照会，提出反驳意见，强调猛乌、乌得在思茅厅之东，与越南毗连，“该处自改土归流以来，久为宁洱县管辖之地，设有把总，定有钱粮册籍，至今并无改变，实与车里土司毫无干涉，其非中缅条约内所指江洪之地，亦无疑议，今将此地画归越界，与缅约并不相背”。清廷的解释并未能让欧格讷信服，五月二十八日在中法相约进行画押时，欧格讷又前来相阻，强烈反对清朝将猛乌、乌得地区割让给法国，最后“以违缅约怒而去，词甚激烈。”对此，施阿兰也回忆道：“他（欧格讷）比我先一步赶到总理衙门，用恫吓胁迫的手段极力阻止或拖延条约的画押……这种令人惊异的局面足足维持了两个多钟点之久。”不过，在法使的催促下，“庆亲王和徐用仪大臣终于理解到他们应尽的使命”，“我们依照仪式完成了画押签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四日，总理衙门再次解释称猛乌、乌得并非在江洪境内，“缅条约界图，东至英经一百一度而止，今中法所定之界，远在一百一度以外，其与江洪无涉，尤为据证，是以照约无庸先与贵大臣商议，并无误会之处”。翌日，总理衙门又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让其与英国外部交涉。初七日，总理衙门再次告知龚照瑗“英使馆存缅界图恐不足据”，四月份薛福成曾寄到总理衙门盖印界图，该图“实至一百一度而止，江洪在湄江西岸，江形斜上西北，上下皆有红线，记明江洪界限，虽跨湄江东西，仍在一百一度以内，江洪地即止于此。猛乌在界图外，故与缅约无涉，可告外部，查图自明”。让其查明“现在英国勘员所绘清图究竟若何”，同时也强调中英纠纷要尽快解决，“近日法使在京哓哓不已，此事不可再有延搁，致生枝节”。
因为清政府违背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的相关条款，英国以废约相要挟，强迫清政府“以新得幕北野人山地酌让若干归英”作为补偿。清廷认为野人山地关系甚重，不能再让，但是考虑到“英与我邦交已久，八募左近之红奔河以南，尚可酌让数里”，指示龚照瑗“明告外部，此系情让毋再求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二十八日，龚照瑗与英外部商议划定野人山界，但是由于英国“实要挟贪得”，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龚照瑗也请求“不动缅约，另设办法”。与此同时，英使告诉总理衙门如果清廷可以开西江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减少索让野人山地。十一月十五日，在权衡利弊后，总理衙门上书光绪帝，“查西江通商，虽有厘金有损，尚有洋税抵补。野人山地则系云南屏蔽，且照英外部所索，又不止野人山地，竟将包络西南延及车里土司一带，形势全失，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且恐迁延不决，又将别起波澜，更难收拾”，建议同意英国西江通商的要求。此后，经过数月的博弈，英方同意“自梧州而止，梧州之东只开三水县城江根墟，商船由磨刀门进口，其由香港至广州省城，本系旧约所准，仍限以择定一路以通西江，沿途停泊处所限定江门、甘竹、肇庆、德庆四处”。至于南宁一处，“如果情形兴旺，设埠有益，及中国铁路展至百色时，亦可作为通商口岸”。
在此基础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二十三日，中英双方最终同意以1894年中缅条约为基础进行修正，并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根据新签订的条约附款，英国不再索要清朝割让给法国的江洪之地，中国将当年薛福成力争夺回的昔马地区，以及北丹尼和科干划归缅甸，并将南坎孟卯三角地永租给英国作为补偿。此外，将广西梧州府和广东三水县开放为通商口岸，并将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开放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的口岸。同时，增加了如“中国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清朝攫取的商业利益。至此，围绕着猛乌、乌得地区中法以及中英之间的交涉宣告基本结束。
三、几点启示
清末中、英、法三国围绕着猛乌、乌得两地的博弈和争夺，并最终将两乌地区割让给法属越南，虽然只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胁迫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在界务处置应对过程中丢失领土的一个个案，但却折射出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共性特征，对研究清末藩属体系解体和疆域观、国家观等变迁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清末列强入侵使中国被动纳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新型国际秩序。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均处于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很少有交集和冲突，甚至在边疆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瓯脱”之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于周边各民族政权，“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和“大一统”思想，并以此构建起一个以封贡为纽带，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关系为内核的藩属体系，并通过在周边建立众多的藩属国，以此作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战略缓冲区和文化辐射区，实现“守在四夷”“保藩固圉”的目的，一起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封建王朝的边疆安全。然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打破了世界各国相对封闭的发展格局，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面对“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战争中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天朝上国”跌落为西方列强争名夺利的角斗场。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殖民浪潮下，西方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延续千年的藩属体系正遭受西方条约体系严重冲击，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优于自己的西方列强，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中国再也不是君临天下、统驭万国的“天朝”，西方列强再也不是仰慕天朝、向化臣服的“四夷”，中国与外域的关系也不再是天朝对夷狄“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的传统模式和差序格局，而是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为顺应形势的需要，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列强所构建的条约体系，被动纳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新型国际秩序。
二是清末边疆危机中弱国无外交的丛林法则显现无遗。在这场被动的转型中，在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攻势下，清政府不断调整和矫正自己的“天下观”“夷夏观”和“疆域观”，不再以传统的藩属体系来处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不再把中国之外的国家看作比自己低一等的化外之邦来对待，并打破“人臣无外交”的传统定式，不断调整涉外机构和邦交原则，先后设立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1875年起开始陆续向外国派驻外交使节。后又因总理衙门办事效率低，“数载以来，所有请办之件，俱属徒劳，总理衙门咨行各省查办之件，置若罔闻”，清廷于1901年7月24日颁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外交观念和外交体制的变革，表明了中国所主导的藩属体系被打破后，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新型国际秩序。面对列强的侵略，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怀柔远人”“以夷制夷”“塞海并重”“保藩固圉”等应对方略，极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延续清朝的统治，但已无力挽回这场外交上的困局，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彻底摧毁了清朝维系的传统藩属关系。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后，面对日本企图割占辽东半岛的局面，清政府虽然利用德、法、俄三国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索回了辽东半岛，但是法国却以干涉还辽为借口，侵占了猛乌、乌得地区。此后，为了避免法国对江洪地区的侵吞，清政府又采取了“以夷制夷”的老办法，以英国的批准作为处置江洪的前提，通过借助英国的力量来巩固中国在江洪地区享有的主权，避免边疆危机的发生，然而却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主权的丧失。可见，在清朝国力衰弱、军备落后的条件下，清政府很难通过外交手段来挽救边疆危机，清朝割让猛乌、乌得地区也实属无奈之举。
三是边疆危机促进了中国传统疆域观向近现代疆域观的转型。在传统的藩属体系下，中国封建王朝对域内的治理呈现出从“中心”向“边缘”逐渐衰减的态势，国家的疆域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减而有所损益，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演进当中。封建王朝与周边各国并没有划定明确的疆界，甚至表现出“有疆无界”或“天下无疆”的特征。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在列强不断侵吞中国领土的形势下，清朝统治者的疆域观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中法战争后，在中法越南勘界时，清廷敕谕总理衙门：“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为此，围绕着猛乌、乌得问题，清朝上下为守土固边与英法列强进行了艰难博弈。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思茅同知陈守淑发觉法人窥伺六大茶山的阴谋后，立即禀告迤南道刘春霖，“现在法既露窥伺茶山之计，俟我据理复拒之后，或派人至边界借事寻衅，为要挟之计，或密探茶山道路，为逼视之谋，土属不知利害，亦隳计术，即不然亦必未事张皇，边情实为可虑”。当陈守淑听闻巴图将猛乌、乌得沿边地区划归中国线外后，“迫灼徬徨，不知所喻”，并电告云贵总督崧蕃，申明利害，言称：“数日以来，通筹利害，窃计二乌之地势所必争者四”，一是两乌地区距离思茅六茶山只有二百里，“一经归法，就地开设马头，近窥茶山，夺我权利”；二是两乌地区多盐井，“一旦属法，势必侵夺销路，课盐有损”；三是刀、黎二人回程之时，当地土司带领土民拦道哀求，声称愿意归附中国，“如不怜而援之，诚恐向化者日渐寒心”；四是车里地区，地方险要，土地肥沃，如果放弃两乌地区，“则将来英人势必乘机伺便择要效尤，拒之则有厚薄之嫌，应之则成滋蔓之势”。鉴于以上原由，陈守淑建议云贵总督崧蕃在巴威所绘地图尚未达到京城时，先将其所禀告情形电告总署。可见，面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觊觎，清朝内部无论总理衙门、督抚重臣，还是基层边吏都意识到了边疆地区的重要性，一改以往“天下一家”的疆域观，秉承“尺土不可让人”的原则，积极守土固边，表现出了强烈的主权意识。然而，西方列强所构建的条约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条约关系作为“进取”（即侵略）性的国际秩序，其目的主要在于提供维护列强在华权益的法制保障。因此，在勘界时，法国为获得最大利益，通过威胁恐吓的手段逼迫黎肇元在图上钤印画押，此后又以干涉还辽为借口，逼迫清政府签订《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强占了猛乌、乌得地区。可见，由于清朝国力衰弱，纵然统治者有心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面对列强的霸权政治，也只能放弃“尺土不可让人”的原则，接受屈辱条约。此后黎肇元因在勘界中的失误而被革职留任，并在今勐腊县易武街东南的白云洞石壁上，刻下了“边外寄行踪，直道难容，盘根错节难英雄。撲抱荆山空自叹，气吐长虹。往返两春冬，世事朦胧。欺君秦桧主和戎，纵有张韩刘岳出，失水蛟龙”的诗句，借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及无奈。
四是边民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强后盾。清朝统一全国后，在边疆治理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不断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从而增强了边民对清政府的政治认同，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边疆大片领土沦为外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边疆的变迁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举。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法人向猛乌属整秀村百姓声称清朝已经同意将猛乌地区让给法国时，整秀村百姓是“个个惊急，食卧不安”，他们跪禀黎肇元、刀丕文，反对割让猛乌，“望祈作主”。当黎肇元、刀丕文由猛乌、乌得起程时，“该土司带领土民遮道，哀求声愿依附中土，言语哀痛，至于泣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九日，交地委员刀丕文到达猛乌、乌得地区后，“该土司、土民感戴朝廷二百余年豢养之恩，涕泣哀求，不愿让地，永为中国臣民”。十九日，在正式交割两地时，法国受地官员令下属兵丁施放排枪三次，以示庆贺，“而土民环跪悲号，真堪悯恻”。时任署宁洱县知县的谢诗纯得知猛乌、乌得被法国侵占后，写下了“荒荒茅茨几山村，蚕食强邻版籍存。猛虎政苛夷国治，哀鸿诚恋圣朝恩。难禁话别犹抛泪，替念惊疑未定魂。愿请太阿三尺剑，赫然一怒肃乾坤”的诗句，表达心中的愤恨，同时也反映了当地居民无奈之情。车里军民宣慰使刀承恩闻知猛乌、乌得割让法国，率员前往争夺，誓要争回猛乌、乌得地区，途中被清朝官吏阻拦，痛哭而归。尚勇、勐腊、勐捧、易武各勐百姓奋起保土护界，支持乌得土司召宛纳哈联合猛乌土司向法军武装抗争，联系汉族李华庭、陈玉成等人密商反抗事宜，不幸事泄被捕，惨遭镇压。此后，法军恼羞成怒，在占领的猛乌、乌得大肆烧杀，残酷镇压民众。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抵抗中，许多傣汉人民纷纷从猛乌、乌得迁到了勐腊地区居住，形成了今天的跨境民族。